张玉环回去了,有一些人却“逃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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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张玉环回去了,有一些人却“逃离”了

  来源:广州日报

  “被羁押时间最长的申冤者”张玉环,在他53岁时终于出狱了。

  回归现实,张玉环也明白,对于失去的27年,他还需要用许多精力去填补,不管是重返社会的技能,还是缺失的亲情。张玉环还想等,等到自己心里彻底“没有疙瘩”的那一天到来。

  一切都与想的不同了

  环境变化抵不过世事变迁

  来不及适应就被蜂拥围堵

  关于“回家”的场景,这几个月以来,张玉环在狱中曾设想过好几次,但当他真正回到家乡时,却发现一切与他所想的不同:村子里过去的泥路,纷纷变成了水泥路、沥青路,沿着523省道的两旁,新盖起了漂亮的小楼房,转弯进入到张家村后,便是一排排老式的红色砖瓦房。村庄里多数的房子都已无人居住,如今依旧留守在村庄里的人家约莫只有十几户,尽是老人或带小孩的中年妇女。

  过去张玉环和兄长张民强所居住的老宅早已破败不堪,房顶上片瓦无存,屋子里只堆砌些朽木砖块,墙角更是长满青苔。而紧邻老宅的一侧,是张玉环的母亲张炳莲所居住的老房子,房子仅一层半,楼梯处设了一个鸡舍。

张玉环回去了,有一些人却“逃离”了△如今已经破败的老宅

  而在房子的对面——当年两个受害男童的家,一个早已夷为平地,只留下一棵树栽种在那儿,周围的杂草已有一米多高;而另一个房屋,看上去也是荒废多时。

  但环境的变化抵不过世事变化:父亲离世,母亲已驼背白发,妻子改嫁,身份证没了,名下的田地也没了……张玉环还没来得及适应这一切,就被蜂拥而至的媒体以及闻讯赶来的求助者们“围堵”了。

  同样被信息“围堵”的还有一群帮张玉环回家的人——张玉环的代理律师王飞,最早介入张玉环案的记者曹映兰,张玉环的兄长张民强以及前妻宋小女。用王飞律师的话来说,从张玉环自己到家属,再从记者到律师,这个案子里的每一环,都是不可或缺的;而用曹映兰的话说,与其从张玉环案上总结经验,不如去从制度设计上查漏补缺。

  “最想有个家”

  只想要一栋房子,拿回家里的地

  希望晚年陪在母亲身边尽孝

  8月9日上午10时,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来到了张玉环暂居的“家”。

  自8月4日张玉环出狱以来,以往一向宁静凋敝的张家村,顿时热闹了许多。由于前去探访的人络绎不绝,张玉环的母亲以及张玉环本人明显开始有些“吃不消”。为了让一家人的生活得以恢复平静,也为让张玉环享受孙辈们承欢膝下之乐,小儿子张保刚在县城老区,花了1000块左右,租下一套有着30多年楼龄的老楼梯房,四房一厅,居住着张玉环的两对儿子儿媳,以及孙辈们。张玉环也终于得以清净一些。

  张玉环告诉记者,由于家里的房子早已破败不堪,近几日回乡后,他不得不辗转在自己的哥哥、妹夫家居住。面对如今日新月异的生活,张玉环感到颇为陌生,因此家人们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来陪伴他,教他使用遥控器、空调、热水壶、电风扇等。采访时,房间内的空调温度被无意中调成了“制热”模式,张玉环只好一边擦汗一边接受采访,十多分钟后,直到儿子张保刚进门才察觉室温不对。

  前妻宋小女花了1800元送给他的手机,张玉环也用起来格外局促。“(儿子)教了我几天,还没完全学会接电话和打电话,有时候还需要小孙女来教我。我现在什么都不会,还不如五六岁的小孩子。”张玉环说。

  目前的张玉环,在适应社会方面格外吃力,他的吃穿住行几乎都离不开家人。“我哥哥、妹夫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每次在不同的家里转来转去,我都睡不着。感觉像没有固定自己的家,所以我儿子就在外面暂时租了个房子,等村里安静了之后,我们再回去。”

  张玉环格外想回去,回到村子里。他对未来的计划并不多,只想要一栋房子,拿回家里的地,晚年只想平平淡淡地耕地劳作,陪在母亲身边尽孝度过。对于县城里的生活,他多少会觉得陌生。8月8日,张玉环在儿子的陪同下,到县城里好好逛了一圈,“二十多年前,路上都是自行车,现在全都是小车,看着像几十年前的上海。”张玉环笑称。

  张玉环告诉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那个时候,他的梦想就是“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张玉环回去了,有一些人却“逃离”了△张玉环

  缺位多年的“爸爸”很生疏

  儿子幼年对他的第一印象:

  “带着脚铐脚链,很可怜的样子”

  这个梦想曾经离张玉环很近。

  他依然记得,二十多年前,自己还是一个木工,20世纪90年代,他便经常会辗转于上海、福建两地干活,一年中最盼望的就是在春耕和秋收时回村里,帮家里干农活。张玉环说,过去在监狱里,他还经常会梦到过去,梦里他还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宋小女陪他一同在田里干活,偶尔帮他搭把手。

  然而,在张玉环离开家后,宋小女一家却遭遇到村子里人的排挤,宋小女不得不一人带着4岁和3岁的两个儿子离开村庄,投奔到哥哥们的家里;之后,宋小女前往深圳打工,大儿子交给张炳莲抚养,小儿子交给了自己的父亲抚养。1999年,宋小女被查出癌症,后迫于无奈,她选择了改嫁。两年后,宋小女得以接儿子们同住。

  对于爸爸,张保仁和张保刚都格外生疏。他们很少会喊出“爸”这个称呼,对于继父,他们称呼是“老爷子”,而对于张玉环,他们幼时也只有在书信中时才会接触到。其实宋小女曾无数次向孩子们讲过“爸爸的故事”:“你们的爸爸很顾家,如果平时我们有什么想吃的东西,他都会去县城里买;家里妈妈,还有你们的衣服、鞋子全部都是他买来的,他买的尺寸总是很合适。”但是转述而来的“爸爸”,却让张保仁、张保刚兄弟俩依然感到陌生。张保刚第一次对父亲的印象,是在他七八岁时——当时张玉环开庭,兄弟俩远远地在后方看着,“就见他带着个脚铐脚链,很可怜的样子”。

  “爸爸”这个词给兄弟俩所带来的,似乎不是温情,尤其是对于从小生活在村子里的张保仁来说。“我哥他经历的痛苦比我多,所以我非常理解他。”张保刚说,他曾无数次见到有同村的孩子把哥哥压在地上欺负,每次都是张保刚跑上前帮哥哥打回去。

  “我感到亏欠她

  没想到她对我这么有情有义

  她做的一切都超乎我意料”

  “你们只看到了当时的场面,但是整个场面背后的情感是很复杂的。”张保仁在提及当初第一次见到爸爸的反应时如是回答:“如果我们的见面重新再来一次,我也会那么做,我不后悔。因为我的母亲,真的为父亲付出了很多。”张保仁说:“包括现在,在父亲回来之后,我们所有的儿孙都一直围绕在父亲这边,孩子们都是我母亲慢慢带大的,但是在她那边,就只有她一个人,我可以想到,她的情绪多少还是会有些失落。”张保仁告诉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希望可以帮他转达给所有人,对于他们家庭中的个人,请不要再过多干涉,因为他们家人之间欠缺的沟通还需要慢慢弥补。

  张玉环对儿子,以及前妻的理解也正在一步步加深。他意识到,这二十多年里,自己不知道的事情还有很多。采访时,有一位记者告诉他,“你知道吗?宋小女说,你欠她一个拥抱”“宋小女说,你的赔偿款她一分不要”……对网络世界一无所知的张玉环当即便有些发愣。

  他告诉记者,如今宋小女就像自己的亲人一样,“我感到亏欠她,她为我的事情付出了许许多多,相信以后我们肯定也还会继续有联系。我对她的经历感到同情,也没想到她对我这么有情有义,她所做的一切都超乎我的意料。”

  不过,如今张玉环有自己的乐趣。孙儿们特别爱黏着张玉环,特别是小孙女。往往记者在一旁采访,小女孩便会凑到张玉环身旁蹦蹦跳跳,时不时还亲一下爷爷;另一个小孙儿则一边看着手头的童话书,一边把脚搁在了张玉环的背上。

  张玉环格外享受来自孙辈们的亲昵,孩子们吵闹,他从来都是在一旁笑呵呵地看着。他最爱说的一句话是:“我们都是苦日子过来的,有个温饱就知足了。”而至于后续的很多事情,他还不想去想,只希望走一步,算一步。

张玉环回去了,有一些人却“逃离”了△张玉环和小孙女。

  张玉环回去了

  有一些人却“逃离”了

  依然有人在质疑

  张玉环告诉记者,这些天,他走进村庄时,会特意与村子里熟悉的亲友邻里们打招呼,“我觉得我是堂堂正正地回来的。”

  张玉环“回去”了,但是,也有人“逃离”了。

  在回到村子里以后,张玉环听村里人提起了当年那两个受害男童的家庭境况:受害男童张振伟的母亲刘荷花,在张玉环入狱后不久,她的次子在第二年时也不慎落水出事,接连的打击让她的身体每况愈下,尽管后来她又生了两个儿子,但张玉环案再审的消息让她夜不能寐,刘荷花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我好难受,天天睡不着。”在张玉环回来不久,她便离开了村子。

  另一个受害男童的家庭同样也遭遇了不幸。在儿子遇害的第二年,全家人便早已搬离村庄。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受害男童的母亲舒爱兰便质问:“如果他不是凶手,那谁是凶手?”

张玉环回去了,有一些人却“逃离”了△当年事发地水库

  这种疑云笼罩了整个村子。记者走访村民时交谈发现,依然有部分村民对张玉环案平反一事表示不理解,有人怀疑他有关系,有人怀疑他是“钻法律空子”。

  “我们看网上说,他是‘疑罪从无’,并不是完全没罪,只是证据不足而已。”一位外姓的中年农妇告诉记者:“村子里,不相信他的人还是会有。”

  张玉环听说了这些质疑后,露出无奈和惊异的神情,“为什么还会有人怀疑?”他说。他坚信,只有找出真凶,才能还自己一个彻底的清白。尽管他知道后续的追责过程将会格外漫长,但是他依然想坚持。每一个帮助张玉环回家的人,从“曹映兰”们到“王飞”们,也都盼着能等到拨云见日的时刻。

  对话张玉环案再审辩护律师王飞:

  我不信刑讯逼供者能逃脱法网

  8月4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宣判张玉环故意杀人案,法院最终以“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宣告张玉环无罪。在听到张玉环“无罪”的那一刻,该案再审辩护律师王飞觉得“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

  2017年,在记者曹映兰的帮助下,王飞成为张玉环案的代理律师。在接受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采访时,王飞称,张玉环案的平反与社会媒体、家属以及法律界均密不可分,三环之中,缺少一环都不可。

  在采访张玉环时,他曾这样提到律师王飞:“我在监狱里看报,看法制节目,看到他帮河北廖海军案平反,廖海军被关了16年也能出来,我就想,我也一定能出去。只要我活一天,我就要坚持(申诉)一天。”

张玉环回去了,有一些人却“逃离”了△王飞律师(右一)与张玉环母亲。

  广州日报:张玉环案取证的过程难度大吗?

  王飞:这个过程用了三年多。实际上每一个冤案的难度都很大,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我们代理期间光信就寄出去几千封。取证难度倒不是特别大,因为这个案子本身就没有实质性的证据指向张玉环作案的,那两份把他绑死将近27年的有罪供述其实前后矛盾很大,两天的时间,一天在田地里面杀人,一天在自己家里面杀人,我就觉得这是个假的。每个人对一个事实都会有自己的判断,一个人说真话说假话,对于律师是很容易判断的。后来我们看了张玉环写的那么多的申冤信,这种长时间的审讯,其间还放狼狗咬,我觉得这些手段足以让一个人去屈服的。再加上我们之前平反的所有案件都是呈现这样的规律,所以我认为这个案子当时把张玉环作为杀人的犯罪嫌疑人,他就不是靠证据,完全是猜测。

  广州日报:张玉环案平反的关键是什么?

  王飞:我觉得关键就在于一种坚持。实际上我当时就去跟江西高院说这个案子我认为你们应该就知道是冤案,要不然的话两个疑点怎么解决?第一,如果是事实清楚,这个案子为什么需要审八年?还有,判决书里法律规定很清楚,你要定罪必须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张玉环的法律文书上面写着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充分,这就表明法官对这个案子是不自信的。第二,如果证据扎实,两个未成年人能保住张玉环的一条命吗?早就杀掉了。所以我就根据这几个因素判断,我觉得当年他们可能内部认为这个案子是定不了的,但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必须要定下来。

  所以,在我看来,这个案子平反的关键就在于坚持,你只要一直去坚持,这个案子判断上它不难。它并不是一个复杂的案件,这是我遇到的最简单的一个冤案,但是当事人被冤枉的时间又是最长的,这就是两个极端。

  广州日报:为什么说是最简单的一个冤案?

  王飞:以前有些案件确实有证据好像能够去指向当事人,但是这个案子里面除了口供没有任何直接性证据指向张玉环作案。为什么一个人没杀人,他为什么会去编造说自己杀人,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一个刑讯逼供的证据是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必须要排除掉,非法证据就不能在法庭上出示,所以这个案子也是比较遗憾的,主要是因为疫情影响,如果不是疫情影响,我们当时会非常坚决要求把这个口供给它排除掉。若排除掉以后,这个案子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张玉环作案,是绝对无罪,而不是什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这个案子不存在事实不清的,事实很清楚,不是他干的,就这么一个情况。

  广州日报:你觉得在办案的过程中,刑讯逼供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应该怎么去避免这些问题?

  王飞:第一,可能是当时命案必破这种不合理的硬性规定给刑讯逼供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命案必破势必给下面的办案人员很大压力,在真的没有头绪破不了的情况下,他们很可能基于这种压力去寻找替罪羊,让一个不是真凶的人成为真凶,那就必须要进行刑讯逼供。

  第二,是办案人员急功近利,急于立功受奖。因为一般杀人的命案肯定是大案,在任何一个地方大案破了以后都会立功,基于这种利益的驱使,让一些办案人员可能会无视一些最基本的客观事实。所以,有的时候确实不排除有的办案人员就是在故意造假。

  第三,也有可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根深蒂固的有罪推定思维导致的刑讯逼供。很多办案人员靠一种经验主义,他仅仅凭一些人的说话表情等因素,来造成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因为他心里面就认定了你是罪犯,你现在不承认是因为你在狡辩,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会变本加厉地实施刑讯逼供。

  广州日报:绝对无罪和事实不清还是很大差别?

  王飞:是的,你看网上一些言论就说他还是嫌疑人,他只是证据不足而已,给他宣告无罪,所以人们就认为警察可以随时再调查他。

  广州日报:你当时为什么会受理这个案件?

  王飞:这个案子是当时江西电视台的记者曹映兰找到我,而且实际上找到曹映兰的也不是家属,是当年发现这个案子不是一起意外事故而是场凶杀案的村医张幼玲。他比较愧疚,觉得当年如果自己不多嘴的话,张玉环被冤枉这个事情就不大可能会发生。我们后来跟他说这个事情你当年做的没错,你现在做的也没错。你当年出于医生的良知去说真话,没有问题,只不过后来被冤枉,那不是你造成的。

  当曹映兰把一些资料给到我们,我们根据自己职业的敏锐性判断这个案子八成以上恐怕是一个冤案。在我们见了张玉环以后,就更加确定这个案子是一起冤案,后来整个案卷里面的情况就完全证实了我们之前的一些判断。

  广州日报:其实你接下这个案子也挺不容易的,听说差旅费都不够?

  王飞:有时候没办法,人都有恻隐之心,面对一个被冤枉这么多年的人,你看到了就想帮他一把。而且按照我们的经验,确实能实实在在地帮到他,别的律师代理可能也成功不了。从江西乐平案之后,我们在江西高院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对我们的案件相对来说会重视一些。

  我们一直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我一直说如果经过我调查的一个人,他如果不是冤屈的,我绝对不会给他申冤的。我知道我们律师对社会是有责任的,我不能把一个真正的杀人犯给救出来,然后让他再去杀人了,法官的担忧其实也是我们律师的担忧。所以我们会做大量的调查,来排除掉他是这个案子真凶的可能性,我们说服了我们自己之后才能坚定地去推动这个案子。从这一点来说,法院还是比较信任我们的判断和职业操守。

  在代理张玉环案期间,其实我也做了大量工作,我在他们村子里面待了一个多星期。因为这个案子本身没有什么关于他作案方面的证据,所以我就想了解他的为人、他的性格,然后他跟两家之间有没有什么重大的矛盾。杀人肯定是有个动机的,正常的人不可能因为一个鸡毛蒜皮的事来杀人,后来发现小孩的家庭和张玉环的家庭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矛盾,甚至关系还挺好。在这种情况下,他仅仅因为两个小孩调皮,然后就去杀人,我觉得这是不合常理的。然后我们也看他的房子所在位置,与一条路那么近,他在中午11时去杀人,我觉得他不可能在那么暴露的一个环境和时间去杀人,我当时就判断这个故事是假的,只有假的才会存在很多荒诞和经不起推敲的一些地方。所以我对这个案子的判断其实是从各个方面去进行的,我基本上确信这个口供一定是假的。办案的话,你一定要形成自己的心证,自己的内心确信,你确信这个事情是个什么样的,形成这样的确信以后,你做这个事情就会比较坚定一些。

  广州日报:你在听到宣判张玉环无罪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王飞:我觉得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我的使命终于完成了。虽然我见张玉环的时候,我没有给他承诺,我内心其实在想,我要救他出来,但是我不敢跟他说。我们没办法给他希望,因为这样的案子每个案子都很难,而且存在不确定性,像我们行业内就说这种案子能够平反,就像你买彩票中了大奖一样,是一个低概率事件。但当时在我的判断看来,一个假的东西做到一个人身上,而且是做成杀人犯,我认为这是超越了司法的底线,我不相信这样的底线能够被突破,所以我还是有信心把这个事情给扭转过来的。

  广州日报:感觉你也是越挫越勇,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接这些难度很大的案子。

  王飞:这就像我之前说的,你去接下来也许他还有一线希望,你不去接,他就永远没有希望了,他又永远不可能去放下这个东西。有的人说你被冤屈了,你就忘掉这一切,我觉得那是我们完全没有体会到那种被冤屈的滋味,实际上不可能忘掉的。有的人可能被冤屈了以后,他以后的人生全部是在申冤,即使申冤不成功,他也会这么做,会伴随终生的。所以我经常见当事人的时候,我一般都会说你是不是确定这个事情不是你干的,他说我确定,我非常确定,我是当事人,我做没做我很清楚。我就说只要不是你干的,你就要抱有希望。有时候确实需要鼓励这些人,因为他在那里边,尤其二十几年,如果不去鼓励一下,他真的一个人就完全绝望了。

  广州日报:你代理了这个案子,应该就是张玉环一个希望。

  王飞:主要他也比较坚持,一般来说,这种特别坚持的当事人也能打动我们。包括现在我们正在代理的一起案件,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也一定是无罪的。

  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程依伦 实习生王雅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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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张玉环案宣判

责任编辑:杨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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